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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止老人论学》中的金景芳先生

1999-02-24 来源:中华读书报  我有话说

近读著名史学家金景芳先生的第三部论文集——《知止老人论学》,这部论文集共收入作品23篇,几乎都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作。金先生生于1902年,于今已是96岁高寿的老人,他至今体魄康健,以学术事业为第二生命,日后或者还会有所制作,但作为完整的论集,这可能是压卷之作了。包含在这些作品内部的学术立场及其与20世纪中国史学的关系,体现了他一生的苦心追求。

对本世纪中国史学影响至深的学术思想首先应该提到的就是乾嘉考据学。与金先生相先后的著作家,他们的著作尽管已随着学术条件的发展超出了单纯的文献考证,但基本手法,或者说他们赖以建立起自己学术地位的真正原因,恐怕相当大的一部分仍没有离开考据学。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仍被后世那些文献修养先天不足的人赞不绝口,并且一有机会就引起重振乾嘉之学的骚动,如改革之初“回到乾嘉去”的口号以及不久前在弘扬传统文化名义下出现的“国学”、“汉学”热。人所共知,考据学是在思想专制且与域外缺乏必要学术文化交往环境下的产物,对于前代考据家来说,为了追求历史之真,他们除了在传世文献中反复求证便没有其他的办法。考据家生活其中的社会虽已远离了我们,他们的学术思想却始终支配着本世纪史学家的头脑。金先生从成童时起便手不释卷披阅古籍,积七、八十年之力,以他在文献上达到的熟练程度和深邃的洞察能力,比起那些一知半解而欣欣然以考据自诩的人,他更有资格成为现代考据的名家,收在本论集中的《释“二南”、“初吉”、“三(氵食)”、“麟止”》、《关于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帛画的名称问题》等篇没有扎实的功底是做不出来的。但如果通览他的全部著作,我们就看出他的主要兴趣或整体风格并不在考据方面。论集中收入一篇题名《〈尚书·盘庚〉新解》的片段,这是他与吕绍纲教授继《周易新解》以后第二部古籍整理著作《尚书新解》中一篇节选。自80年代中,金先生就有一个宏愿,他要把一生研读古书的心得留给后世学人,使人们在治学基础上少受支离破碎流俗之见的影响,端正对中国历史的看法,此书共分4卷,目前第一卷《虞夏书新解》已于1996年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公世。注解古书,人们大抵笃信文字训诂可“握六艺之钤键,廓九流之潭奥”,但实践证明,单纯依靠文字训诂,一味在形音义上转圈,不仅不能正确理解古书,而且常常别生歧义,如今在古史研究中这种望文生义,谬见杂交,自许独创的奇谈怪说往往而见,真可谓“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金先生深知考据训诂的局限,故在他的《尚书新解》中虽不废文字释义,但更注重会通古籍,根据中国古代的文化精神解读古书,力避单纯考据带来的一叶障目,头脚颠倒之弊,其书名去“注”存“解”就体现了这种学术的立场。

从30年代起,中经新中国前30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成为中国史学的主流,直到今天仍然是不少人历史思考的基本模式。金先生从30年代后期起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他解决古代历史难题的锐利工具。在本世纪的前半期,当人们对马克思主义还缺乏通盘理解的情况下,就将它应用于解释中国历史,不免出现简单化、公式化、庸俗化的倾向,有人抹煞了世界历史文化的丰富多样性,把中国古代历史写成希腊、罗马的翻版,有人无视中国历史的实情,一味按照他们的公式让中国对号入座。在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金景芳先生是坚持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学者。在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他的主张有时不免遭到压抑,但是他不改其志。收在本论集中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商榷》上下二篇集中反映了他与教条主义抗争的精神。有人说“人类错综类别的情形正是人类史上种种骚扰的泉源”,哪些东西是人类的共性,哪些东西是各民族的个性,历史哲学在什么意义上对历史学发挥作用,仍然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重大课题,金先生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的实践引起我们的沉思。

疑古思潮也是本世纪历史研究中不可忽视的现象。今天,对于这一思潮产生的政治、文化背景缺乏切身感受的人们来说,这些著作的魅力无非是大量文献的征引排比和出人意料的结论,所以,如果我们翻翻近些年来的新著述,某某是“儒家的理想”、某某是“汉人的假托”、某某是“刘歆的伪造”还常见于篇简,在他们笔下中国文化是孔子之前无传统。当代疑古思潮兴起于清王朝既倒之后和“五四运动”爆发之际,孔子思想是统治了中国200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中间经过宋明理学的改造,已经成为戕害人性的学说,清朝的灭亡也引起封建意识形态的危机,而破除封建思想没有任何方法比否定它的真实性更加有效,所以我承认疑古运动是“五四”反封建的一翼,它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但是它给史学的发展也带来不少消极影响。金景芳先生亲身经历了疑古思潮最为炽烈的时期,但是我们非但没有从他的著作中察觉任何在当时难以避免的疑古倾向,反而到处看到他坚决维护中国文化传统的立场。例如收在本论集中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作者把古代思想萌芽追溯到史前图腾崇拜时代,对于笃信孔子之前中国文化无传统、对于笃信金甲文外无信史的人们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可是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放弃疑古的态度。于此我们试想,在上述种种学术思潮主宰了整个20世纪史学的形势下,金景芳先生始终没有随波逐流,保持卓然独立,这不仅需要认识真理的智慧,而且需要坚持真理的勇气。

这本论集也是了解和研究金景芳先生本人生平的极好材料。我读过金先生的自传多种,我感到收在本文集中的《我与中国二十世纪》、《在我的历史科学研究作品中所反映的史学观》两篇是胸臆最为敞开的两种,从这些自述式文字中,我们得知在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在他本人命运的关键时刻他的所思、所想、所为;从这些文字中,我们也得知他的某些作品的针对性,更有助于学者们在各家学说中有所比较,有所鉴别。这些文字把现代青年学人带进一个为他们很不熟悉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曾对金先生产生过重要影响以及与他交往较多的学界名人,他们的事迹片段也展现在这里了,这都是研究当代学术史和传记作家感兴趣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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